发布时间：2015-09-11|发布者: 大连盐化集团|栏目：
晚清淮盐成功自嬗
----兼论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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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迹于春秋的淮盐，曾使春秋吴国很强盛。汉吴王刘濞也曾将淮盐作为觊觎皇权的经济支柱。中唐盐法改革家刘晏注目于东南盐区，而使淮盐有了长足的发展。宋元两朝，淮盐一路前行，领先于全国。明至清中期，淮盐区一直居于全国盐业中心地位。清嘉道朝后，淮盐似乎跑累了，要稍息片刻般地疲惫了下来。但正是在这种半个多世纪的小息之后，猛地觉醒又向前走去。笔者把淮盐的晚清至民初的衰落而重振称作淮盐自嬗，意欲论证淮盐的巨大生命力，并以此文寻求指教。
淮南趋衰缘于盐法和自然的双恶
明至晚清前，是淮盐的鼎盛期。清乾隆朝淮盐达到了最高峰，年产盐高达1050万担（52.5万吨）,乾隆八年（1743）两淮盐课银四百余万两，占全国的半数以上。盛极而衰。由于极端落后的生产关系，封建王朝视淮盐为已物的专断态度及盐策，被淮盐兴旺刺激起来的括地以净式的官僚巧取豪夺，加重了淮盐的税赋负担。加之以报效捐输为名的索取，终致淮盐疲惫不堪，随着清王朝的逐步衰败而渐趋衰落。至道光初年，淮商垄断的苏、徽、鄂、豫、湘、赣6省的250个州县的淮盐市场，几尽丧失。淮盐由于产旺销绌，积压极甚。至道光十年（1830）亏历年课银5700万两。幸有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兼理盐政、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陶澍举起盐法改革大旗，先行在淮北盐区实施废引改票盐法改革，成效卓著。改革后淮北在14年间，每年行销淮盐量是改革前的两倍，达600万引，纳课银1100万两。同时还替淮南完成销售定额，每年代纳盐税银32万两，另补贴淮南经费40万两。盐法改革上，淮南滞后于淮北十八年，只到道光朝的最后一年（1850），才由时任两江总督兼理盐政陆建瀛力主，仿效淮北盐区实行票法，也立见大效。这一段淮盐史，可以理解成是淮盐自嬗的第一回，也是淮盐重振雄风的预演。
然好景不长。已如朽木不可再雕的晚清王朝愈发腐败，有助于发展淮盐生产力的票盐法，至同治三年（1864）起，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两任两江总督渐次篡改，复行旧盐法——明朝万历年间流传下来的纲盐法，淮盐再逆转为厄运，每况愈下。盐法被颠覆，对淮盐无异于当头一棒。如果说这已使淮盐外伤累累，那么淮南盐区自然条件恶化，不利于再兴鹾业，则是其内伤了。这种盐法外伤、自然内伤，足以使曾经是中国盐业中心之中心的淮南盐区这个巨子轰然倒下。《南通盐业史》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装载淮南盐往汉口的船只在武昌发生火灾，毁盐船400多只，淮商资本净损500万两，给本已疲敝已极的淮南盐雪上加霜，真可谓淮南盐的天灾。但在次年淮南废引改票，实施新盐法，也曾给淮南盐打了一剂强心针，是时销区盐多价贱，淮南盐一改疲惫之态而大畅一时。后来虽有曾国藩、李鸿章篡改票盐法复行纲盐法，然淮盐巨大的惯性作用，仍使淮南盐有一定的运行速度。中国近代盐务专家之一曾仰丰在其《中国盐政史》著作中记载，清末淮北纲食岸共36万引，而淮南则达652760引。可见清末淮南盐产仍高于淮北。清光绪《两淮盐法志》说：“淮南场灶甲天下”、“淮南盐课甲天下”，可见直至光绪年间，淮南的全国盐业中心之中心的地位仍能保持着。
历史毕竟不容重来。自然毕竟自循规律。清中后期，海势逐步东移，淮南盐区所面临和利用的海域海水趋淡，海盐产出率日趋下降。而淮南向为煎盐，海水趋淡严重，盐分析出率愈来愈低，耗费的煎盐柴草越来越多，出盐周期也越发见长，自然其工本远大于实行晒制的淮北盐。南通实业家、著名盐政专家之一张謇（1853——1926）1911年任两淮盐务总理，他在1912年《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中写道：“……淮北唯有晒盐，其工本轻于煎盐甚巨，大率在一与五六、一与十一二之比例。”由此可以推知时为煎制的淮南盐工本之重了。鉴于淮南盐区自然条件已不适合于再煎海盐，故而才有民国三年二月，盐务署曾令通泰两属盐场限产，年递减2成，5年终产（见林振翰著《淮盐纪要》）。尽管如此，淮南盐也没有“嘎”地一声就停止自己的步伐，虽然所属各场都不大，生产时是“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而产量还是无力回天，可还是顽强地在争取生存。且还在普遍为煎的基础上，仿效南方盐场的板晒法，作为技术引进的良法在使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淮南的九个盐场还能年平均产盐75万担（37500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淮南煎盐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