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0-26|发布者: 大连盐化集团|栏目：
日前，工信部确认，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食盐专营制度将于2016年起废止，迎来历史性的时代。此时，我们不妨去看看中国古代三个颇具代表性的大盐商，触摸这一制度背后的历史。
中国第一盐商猗顿
先说说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大盐商猗顿。通过《史记集解》我们可以了解到，猗顿原本是鲁国的一个屌丝，一介穷书生，常年勤劳耕作，却仍不能吃饱饭。猗顿不甘心一辈子做屌丝，他想要改变命运，要做高帅富，他听说定陶的陶朱公懂得致富之道，心想，我不去向他请教呢？
陶朱公就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富商大贾范蠡，曾经在越王勾践手下做官，后弃官从商，通过经商致富，是一个商业奇才，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奇迹，是很多创业青年人景仰的人生导师。
猗顿求教于陶朱公，陶朱公就给了他八字秘诀：“子欲速富，当畜五牸”。意思是叫他经营畜牧业。真可谓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陶朱公果然是导师级的人物，一下子就给猗顿非常好的创业建议。得到大师的指教，猗顿移居猗氏经营畜牧业。
猗顿虽说是个“穷士”，毕竟是个“士”，有文化，肯动脑子，善于总结经验和使用新方法，他摸索出“牛者顿足，马者夜饱，羊行自饱”的规律，创造出“盐水饮畜”、“斗米养千鸡”的饲养方法和为雄畜去睾丸的办法，很快就做成了当地的龙头公司。《孔丛子》曰：“猗顿……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跟他此前“耕而无食，蚕而无衣”，实在好太多了。
但是，一个商人的优秀秉性就在于他永不知足的创劲，对商业充满无限好奇和进取之心，经营畜牧业虽然很可观，让猗顿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他有更大野心。他发现猗氏一带是盛产池盐，即河东盬盐，而盐又是生活必须品，他就投资进入了制盐贩盐行业。
他的商业天赋又显示出来了，他发明了垦畦晒盐法，大大缩短了出盐时间；为了加快贩运速度，他用自己的牲畜贩运，修了一条专门的运盐专线，叫“盐坂道”，还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这样从生产到流通，效率都得到大大提高。
他把自己的盐销往各诸侯国，通过多方经营，包括经营珠宝，终成倾国巨富，甚至有人说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可与王室并提。连太史公司马迁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之谓乎”，将猗顿与他的老师陶朱公并列，称为“陶朱猗顿之富”。而且，他并没有“为富不仁”，喜欢做慈善事业，“或者急公奉饷，上有利于国；或者悯孤怜贫，下有济于民。”有论者认为，他才是“中国第一盐商”，比那个胶鬲名副其实、当之无愧，我深以为然。
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盐商江春
当然，说起中国的大盐商，扬州的大盐商不能不提。因为两淮地区盐业从西汉吴王刘濞始，至民初没落，有两千年的历史。古语说，“两淮盐，天下咸”，绝非过甚之语，以清代为例，全国总共有11个盐区，两淮盐区规模最大，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而扬州则是两淮盐的管理和最大的集运中心，扬州盐商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江春就是这主角中的主角。
江春出身盐商世家，自祖父以降都靠经营盐业吃饭，父亲江承瑜曾为为两淮总商之一。总商的权力相当广泛，除纳课杜私、承办报效、摊派杂费、参弹疲商等职责外，还有参与制定盐策之权。在某些时候，总商甚至凌驾于盐政官员之上。江春科考途上不如意，遂协助父亲经营盐业，父亲死后不久，继为总商，为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谙熟商业和官道。
本来，盐商享受政府的垄断经营，利润丰厚，也要承担种种负担。乾隆六次南巡，都是“江春大接驾”，乾隆数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赈济，江春都尽心尽力。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江春率领其他商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深得乾隆赏识。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跟他们交底：“江广达（江春，他的行盐旗号为“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仿佛是乾隆的另一个财政部长。
乾隆对江春的回馈也相当优厚，曾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是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他先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等物。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江春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春被乾隆邀请参加千叟宴，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后来他更被乾隆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过去，商人的地位不高，一介商人能有如此政治荣耀，并不多见。
由于与政治走得太紧，容易形成官商腐败，并被牵连进去。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两淮盐引案，是新任的两淮盐政的一封密奏，揭开了两淮地区掩盖了22年的盐税亏空大秘密。即从乾隆十一年起，两淮地区因为食盐需求量大，就申请预提下一年的食盐销售额度，盐商要交额外的利息。但在地方盐政与盐商的勾结下，原本该上交国库的银税，或拖欠或“孝敬”盐政，亏空达1000万余两。江春因此被革去职衔，分担损失的赔偿，“家产消乏”。
这时，乾隆赏借他30万两皇帑，以资助他营运盐业；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又赏借25万两皇帑给江春，按一分起息。江春死后，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皇帝因江春之子江振鸿“资本未充”，赏借5万两白银作其运营盐业资本。皇帝如此关怀一个商人，借钱给他做生意，这恐怕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不知道是皇帝对江春多年对朝廷的尽心报效的感谢，还是这份“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感情太过真挚。
传奇盐商王朗云
比起江春这类富可敌国，上交天子的扬州大盐商，四川自贡大盐商王朗云就稍显平淡了，但也不失传奇。
王朗云家主要靠井盐发家致富，早年家道殷实，至道光中叶，家势渐渐衰落，王朗云素有重振家族的抱负。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家庭分产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与陕西商人合伙经营盐业。用了十年时间，做到盐产量位居当地首位，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一家。
咸丰三年（1853年），王朗云的生意迎来了大的转机，这一年咸丰皇帝苦于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盐税无法征收，两淮百姓也吃不到食盐，于是下今天：“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
王郎云抓住机会，收购、打探新井，规模不断扩大，迅速建立了一个盐业帝国：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获利丰厚；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从事卤水买卖，设有福昌生商号，专门经营粮油副食品；设广生公钱店兑换银钱，纱店贩卖洋纱等，成为远近闻名的巨富，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未必没有道理。在王朗云极盛之时，自贡盐税占全川盐税的80%，这其中王朗云的贡献最大。
咸丰十年（1860年），四川的李永和、兰大顺响应太平天国起事，其部下率军围攻自流井大安寨。王朗云雇兵死守，义军围攻月余没有攻下，自行离去。次年，李永和又遣将周绍涌率军来攻，人数多达万余人，王朗云率领私人武装誓死抵抗，还开寨出战，打伤打死太平军五六百人。付出的代价是，王朗云之侄竹君等五人战死，民众死者多人。四川省总督骆秉璋闻知此事，上奏朝廷，王朗云获赏戴花翎，并追赠其侄王余坨世袭一等云骑尉。
同治二年（1863年），陕西巡抚刘蓉奏请筹办川省盐厘，“按锅计盐，按盐定厘”,向井灶抽收，以筹措陕南军费。朝廷谕令四川总督骆秉章认真照办。骆奏请免予再抽陕省加半盐厘，朝廷不允，只好仍拿自流井开刀。由于损害到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带头遂公然反对，派人捣毁水厘局，被扣押入狱。后因资助救灾款七万两白银，获赏按察使衔及二品顶戴，被放了出来。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创办食盐官运，设滇边和黔边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名为疏销缉私，实为垄断渔利。这是对王朗云等盐商制、运、销一体经营，凭借垄断优势操纵盐价的打击，因此对这一政策十分不满。王朗云等人以岸盐官运危害商盐，联合其他盐商，屡上户部都察院控告，并发动舆论攻势，清廷遂将丁宝桢降级留任。
但官运毕竟能给官府带来巨大的利益，舍不得放弃，稍后朝廷又让丁宝桢官复原职，丁宝桢开始反打倒算，认为“四川富顺县灶绅候补道王余照，倚恃富豪，欺压乡里，被控之案，多系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亟应从严征办。”王朗云见势不妙，提前逃跑，后来因家中多方打点，方重回家乡。1884年，王朗云病逝。
如果说猗顿是在政治对商业的干预还不是十分密切之下的个人奋斗英雄，那么，江春与王朗云作为商人，无疑是成功的，能把握机会，获得商业上的辉煌。但是，很显然，在传统政治语境下，在处理政商关系上，江春明显高于王朗云，结果则大为不同。